她被赞誉为“国之瑰宝”。

作者：王秦怡

那个少女有点特别。

她留着略显稚气的齐刘海，面对镜头却没有一丝慌乱，目光沉静且清澈。一身丝制的旗袍长及膝部，旗袍宽宽大大，整体轮廓仍是清代晚期的宽身造型，但袖子明显收紧、改短，露出手腕。

这是10岁左右的宋庆龄。没人能想到，这个稚嫩的小女孩，后来会成为一位“国之瑰宝”。

2023年1月27日，是宋庆龄诞辰130周年，宋庆龄陵园的雕像前和墓地边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人们献上的鲜花。

1981年6月4日，遵循宋庆龄生前遗愿，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（今宋庆龄陵园）的宋氏墓地，紧挨着父母的坟茔。

为什么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？宋庆龄生前写信给友人韩湘眉解释过：“在那里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（我）。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。”

宋庆龄常说：去北京是“上班”，到上海是“回家”。她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，在上海投入满腔的革命热情……可以说，一部宋庆龄传记，大半部写在上海的城市地图上。

长在上海

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——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。

她家庭条件优渥。母亲倪桂珍毕业于教会学校，父亲宋耀如从海南农家辗转到美国当学徒，回国后成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，一直默默支持革命，被孙中山尊称为“革命的隐君子”。

1902年，宋庆龄9岁，父母将她送入上海第一所外国教会开办的收费制女校——中西女塾就读。

校舍位于汉口路、西藏路附近，这一带五方杂处，华洋混杂，是当时上海思想最活跃、文化最繁荣的城中心。往南去是被誉为“上海出版大街”的福州路，报馆云集，新旧书肆林立，理想主义、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等各种新思潮在这里涌动。

·20世纪20年代，上海市中心街景。

往西步行不到一刻钟，就是鼎鼎有名的张园。从1902年至1907年，在宋庆龄就读中西女塾时期，张园先后掀起拒俄运动、抵制美货运动、大闹会审公堂的游行等多起大型集会。

在反对俄国侵占我国东北土地的拒俄集会上，宋耀如慷慨激昂地演说：“大旨谓耶教救国有自由之权，今俄人夺我之地，我欲自保，并非夺人之地也。”

“9岁至14岁正是宋庆龄价值观、世界观的形成时期，毫无疑问，那些发生在她身边的事件、演说、学说，一定会对她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。”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熊月之说。

从此，独立的人格贯穿了宋庆龄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。

那样炙热

1907年夏天，14岁的宋庆龄通过了清政府的选拔考试，第一次远离上海，后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。

此时的中国正经历巨大的变化。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。不久，宋庆龄接到父亲的来信，信中附了一面崭新的中华民国五色旗。性情一向温和的宋庆龄竟把象征清政府的龙旗扯下来，踩在脚下，欣喜地挂上五色旗，大声欢呼。

这年4月，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》一文，热情赞颂辛亥革命，说“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”“一旦中国醒来，她将推动整个世界”。

那么，中国妇女在这场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色？转年，宋庆龄写出一篇《现代中国妇女》，认为女性留学生“比其他国家的大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，为了共同的幸福，她们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”。

·宋庆龄（右八，着黑衣者）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。

这种时代责任感促使她奔向孙中山。1913年，在武装讨袁的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孙中山遭到通缉，被迫流亡日本。宋庆龄来到孙中山的身边，接替要结婚的宋蔼龄担任其英文秘书。

尽管她的工作繁重紧张，要翻译英文、处理函电、对外联络；尽管此时的孙中山是一个流亡客，既没权力，又没金钱，革命前途叵测，但宋庆龄充满干劲。

她是那样单纯，那样炙热。1914年11月，她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写信：“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……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……我能帮助中国，我也能帮助孙博士。他需要我。”

宋庆龄的聪慧与美丽，深深地吸引了孙中山。

流亡日本期间，孙中山暂居在挚友梅屋庄吉的宅邸中。梅氏的女儿曾回忆，当宋庆龄在弹奏钢琴独唱的时候，孙中山对别人做了一个“保持安静”的手势，“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宋庆龄”。

1914年11月，宋庆龄回到上海，孙中山的感情起了微妙的变化。“他看上去一直没有什么精神……他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，书虽然翻开着，但孙先生始终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不止这样，连吃饭也没什么食欲。”

·孙中山、宋庆龄（右）与梅屋庄吉夫人合影。

梅屋庄吉的夫人反复询问，孙中山才吐露心声：“遇见她，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，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那份喜悦。”之后，孙中山常常给她写信，得知宋庆龄正在学习中文，便赠送她中国文学和当代政治方面的书籍。

“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所吸引”，所以，当孙中山请求和她结婚时，宋庆龄同意了。1915年10月，她郑重地告诉父母：她要跟孙中山结婚！

宋耀如大发雷霆，倪桂珍则一直流泪，在一阵混乱的争执中，宋庆龄晕了过去。不久，家里便为她找到一门“门当户对”的亲事。宋庆龄被困在上海，她意识到父母决不会同意她的婚事。

10月下旬，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，趁着父母还没有醒，她留下告别字条，在女佣帮助下逃出家门，奔赴日本。

离开这里，她独立地选择了自己的婚姻，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女性婚恋自主的先声之一。

那样坚定

距离宋家住宅约1公里的莫利爱路29号 （今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），空气清新，林木参天，一栋古朴典雅的双层欧式小楼坐落其间。这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唯一的固定住所。

正是在这里，宋庆龄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判断。

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莫利爱路29号，当孙中山和朱执信、廖仲恺、陈少白等人一起研究革命理论，或与蒋介石等人商谈国内形势时，宋庆龄总是在一旁静静倾听，认真打字记录。“稳重谦虚”，这是客人们对宋庆龄的普遍印象。

·宋庆龄在莫利爱路29号。

在会客厅之外，中国的处境仍然糟糕。尤其是1922年，北洋政府频繁更迭，地方军阀各怀异志。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，政治纲领、组织纪律等存在严重缺陷，大多数人以加入国民党为“做官的终南捷径”。

他告诉宋庆龄，他正在酝酿国共合作，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新的探索。宋庆龄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，因此要救活它，就需要新血液。”

宋庆龄见证了这些新鲜血液的到来。1922年8月，莫利爱路29号寓所不时传出笑声，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与孙中山讨论“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”。

后来，宋庆龄回忆说：“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里来，我们之间相谈甚欢。”

莫利爱路29号成为一处政治中心。在这里，孙中山又先后与陈独秀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会晤，与苏联特使越飞联合发表《孙文越飞宣言》，逐步确立以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。

·莫利爱路29号。

这时的宋庆龄已显现出坚定的政治信仰。

对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激烈斗争，宋庆龄回忆说：“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，有些人就来找我，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。当我拒绝这样做，支持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，这些人就退党，并且公开攻击他。”

“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和助手，不但参与了所有的重要谈话和决策过程，也深切认可孙中山的思想体系。因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跟宋庆龄的大爱情怀是一致的，她一生心里装的都是穷苦人民。”熊月之说。

那样决绝

从1923年到1925年，孙中山和宋庆龄往来于上海、广州、北京之间，邀请共产党员帮助改组国民党，组织北伐，建立黄埔军校，又为了全国的和平统一，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冒险北上。

192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，他们抵达北京。仅仅两个月后，孙中山因肝癌溘然长逝。

·北上途中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张合影。

1925年，孙中山灵柩被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，32岁的宋庆龄独自守在丈夫的灵前。当宋庆龄再次公开露面时，她原先的刘海全被拢到了脑后，换成了成年妇女的发髻。

那个在孙中山背后略带稚气的“孙夫人”不见了，宋庆龄开始独自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。她说：“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”“志先生之志，行先生之行”。

孙中山逝世后，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一下子暴露出来。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拒绝执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决定，一意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。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

“此时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对宋庆龄是最稳妥的办法，但她选择了最艰苦的那条路：决裂。”熊月之说。

这时离孙中山去世不过短短两年时间，但白云苍狗，物是人非。曾经扣住蒋介石所需军费的财政部长、宋庆龄弟弟宋子文，一度紧随宋庆龄反对蒋介石政策的孙中山儿子孙科，都已经与蒋介石和解。而武汉政权在汪精卫的领导下，不再实行新三民主义，开始制裁共产党人。

1927年6月，一个闷热的黄昏，弟弟宋子文来到宋庆龄武汉的住处，劝说她选择蒋介石政府。宋庆龄没有同意。

直到7月12日，蒋介石政府仍托宋子文带亲笔信给宋庆龄，督促宋庆龄速回上海，并在报纸上发文“威胁”她：“武汉为贼窃据，夫人以未亡人之身……应请拼死脱离贼穴……不然何面目见先生于地下！”宋庆龄不为所动。

·在美留学期间的宋庆龄（右）、宋美龄和宋子文。

两天后，就在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同一天，宋庆龄发布“七一四声明”，斥责蒋汪所为“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。因此，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，我将不再参加”，她宣告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。

随后，宋庆龄秘密回到上海，在家中闭门不出，谢绝任何访客。

1927年12月，她给蒋介石写信：“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。你同苏俄断绝关系，然而，你却完全无意同帝国主义列强断绝关系”。在这封信的结尾，她决绝地说：“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，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惟一道路，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。”

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认为：“蒋汪也好，蒋胡（汉民）也好，李宗仁也好，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。但各派的冲突都是在国民党内争论谁是正统，或者在新的权力调整中争取各自的位置，只有宋庆龄是那样决绝。”